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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兆基 | 19th Jan 2007, 02:15 AM | 香港時政 | (843 Reads)

香港問題與深層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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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一年多之前﹐現任特首曾蔭權往北京述職﹐總理溫家寶指出香港還有一些深層次矛盾尚未解決。一時間不少評論都對此爭論不休﹐特首和政府方面指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院自經濟問題﹐而親民主派的時事評論員吳志森﹐則將此矛盾源於政治體制改變的速度未能滿足港人對政治體制改變需求。香港是一個善忘的城市﹐時事議題的爭論很難超過三星期﹐未幾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問題就被人淡忘。究竟香港真正的深層次矛盾在哪﹖本文試嘗試分析之。

要了解香港社會現存的問題﹐必先了解香港在回歸後奉行一國兩制﹐只要了解回歸後香港奉行一國兩制的意義﹐便會逐漸看到香港問題的本質是甚麼。香港問題的重點在於社會存在矛盾﹐香港問題的首要矛盾在哪兒﹐而兩岸問題的首要矛盾在哪兒﹐而國家的首要矛盾又在哪兒﹐再推而上之是﹕國家首要矛盾為甚麼存在﹑怎樣才會不存在﹑這個矛盾對整個國際政治局勢有甚麼影響﹐都要拿捏準確。答了這些問題﹐就會明白客觀的發展規律在哪兒﹐從而去解決矛盾。

如果從國際形勢作全盤思考﹐就會明白一國兩制的終極目標不只在香港和澳門回歸﹐在這情況下一國兩制﹑保存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就有其特殊意義﹐一個是戰略意義﹐另一個是經濟意義﹐而戰略意義﹐大於經濟意義﹐一直以來都只是經濟意義為戰略意義服務﹐現在就更加是戰略意義大於經濟意義。一國兩制是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所以若要了解向港問題﹐則必先看看鄧小平文選談香港和一國兩制問題的文章﹕

《鄧小平文選》<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香港問題的第一个是主权问题﹐在第一個問題下有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的前提﹐但要解決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和平解決第一個問題就是前提。如當時選擇以非和平手法﹑非談判方式解決香港問題﹐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就不存在﹐一國兩制亦不存在﹐亦不需存在。換言之﹐一國兩制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用來解決第三個問題﹐即平穩過渡問題﹐但歸根咎底﹐都是為了以和平手法解決香港問題的辦法﹐亦是一國兩制的戰略意義。

再看國家全盤戰略看香港一國兩制的問題﹕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國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從《鄧小平文選》這幾篇文章中﹐我們已看到了香港奉行一國兩制的戰略意義。一國兩制有兩個戰略意義﹐第一個戰略意義是解決香港和平回歸﹑平穩過渡的問題﹐當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平穩過渡﹑回歸時正式落實﹐並且成功落實﹐已意味著第一個戰略意義已經完成﹐剩下來的就是第二個戰略意義﹐就算第二個戰略意義達標了﹐香港還具備戰略意義﹐其戰略意義﹐就是香港的經濟意義。所以說﹐香港的經濟意義本身亦是一種戰略意義﹐經濟意義為戰略意義服務﹐如果香港沒有了原本的經濟意義﹐香港就沒有了戰略意義。反過來亦可以說﹐當戰略意義不存在﹐香港的經濟意義亦不存在﹐只是這種戰略意義﹐不會隨著兩個戰略意義而消失﹐因為這關乎到一個矛盾﹐而這個矛盾就是所有問題的首要矛盾。只有首要矛盾消失﹐戰略意義才消失。問題是以現時的形勢推斷﹐首要矛盾不但存在﹐並且存在一段頗長的時期。至於首要矛盾是甚麼﹐李敖談兩岸問題時說過一句話﹐就是所有問題和矛盾的答案﹕這世界上沒有兩岸問題﹐只有中美外交的問題。

因此回歸後的香港問題﹐主要存在兩個矛盾﹐一個矛盾是社會矛盾﹐第二個是政治上的矛盾。社會矛盾源自上層建築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所以社會矛盾其實源自經濟上的矛盾﹐說到底其實是香港在奉行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階級矛盾。近日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指出香港中產階層不滿﹐社會出現貧富懸殊﹐其實這些就是階級矛盾﹐而且是社會矛盾的根本。正因為香港奉行一國兩制﹐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的社會矛盾是無法消除的﹐不少學者指出香港的貧富懸殊難以消除﹐其實正是這個道理。只要香港一天奉行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社會一天就會存在階級矛盾。然而﹐香港的經濟基礎不會改變﹐亦不能改變﹐因為這是香港的經濟意義﹐而經濟意義服務戰略意義﹐所以社會矛盾將會長期存在﹐成為深層次矛盾。

至於政治上的矛盾﹐香港由於奉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由港人透過選舉方法產生﹐所以當中又帶來了政治矛盾。這種政治矛盾不是來自政治體制改變的速度未能滿足港人對政治體制改變需求﹐也不是香港因政治體制改變而出現對抗性政治局面﹐繼而出現對抗性政治勢力的矛盾。矛盾反而源于對抗性政治勢力的經濟基礎和國際視野﹐而這些問題則最終牽涉到中國現時所面對的首要矛盾。我們無法否認﹐香港的對抗性政治角力﹐其實是一種從國際政治角力衍生出來的問題。然而﹐之前說過這個矛盾不但存在﹐並且存在一段頗長的時期。所以﹐香港政治上的矛盾不但存在﹐並且存在一段頗長的時期﹐又是另一個深層次矛盾。


[1]

我覺得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是資本主義的階級矛盾,而是殘留下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因為,世界上不少資本主義國家(例如北歐諸國)窮人的生活遠比香港為好,香港為什麼不如它們?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清除非資本主義制度。例如,我們沒有問責制度,我們沒有競爭制度,一切舊制度在安定團結的幌子下被完全保留下來了。因此,我們連北歐的資本主義水平都達不到。


[引用] | 作者 老貓 | 2nd Oct 2007 10:43 AM | [舉報垃圾留言]

[2]

第一點﹐資本主義制度談的是社會制度﹐或可以說是經濟制度﹐簡單點說是社會中的生產關係﹐即是我們所說的僱傭關係﹐這種生產關係便是我們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包括政治上層建築和觀念上層建築。在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推行甚麼政治變革還是社會福利改革﹐階級矛盾永遠存在﹐即是貧富懸殊﹑資產階級法權永遠存在﹐這是政府自己也承認的。

其次﹐我不否認香港殘存著半殖民制度﹐因為香港的政治體制是順利過渡的﹐自然將殖民時期的政治制度照搬過來﹐但香港的政治體制在回歸後是在變化的﹐是進步的﹐是向民主邁進的﹐這點誰也不能否認。

不過﹐我認為香港窮人生活不及福利國家﹐不是政治體制的問題﹐而是觀念上層建築問題﹐即意識形態的問題。香港主流社會觀是傾向新自由主義﹑甚至古典自由主義的。難聽點說﹐在經濟問題上﹐香港主流意識是屬於右﹑甚至極右。所以當年曾特首說“積極不干預”不存在﹐便遭到狂轟。

換言之﹐儘管香港最終達至普選﹐如果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仍是屬於中間偏右﹐甚至極右的話﹐北歐式的福利主義是不會出現的。甚至有些人反對普選﹐背後的原因也是自由主義心態作崇﹐他們擔心普選後政客宣揚福利主義﹐令香港有如北歐的變成高稅高福利社會﹐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莊尼芬洛夫斯基
[引用] | 作者 莊尼芬洛夫斯基 | 21st Nov 2007 05:25 AM | [舉報垃圾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