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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兆基 | 3rd Jan 2007, 08:03 AM | 基本法問題 | (2766 Reads)

反對釋法乃莫視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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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不少泛民主派人士反對人大釋法﹐認為人大釋法破壞法治﹐甚至還聲稱人大常委釋法違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原則。近日﹐筆者在網上看到一篇批評釋法的文章﹐而這篇文章對第158條理解出現的嚴重偏差(尤其是在基本法第158條第一款)﹐其實在1999年時大律師張建利和大律師李柱銘也曾提出類似觀點。然而﹐早在1999年第一次釋法後﹐終審庭在劉港榕案的判詞中就曾經就此論述所進行法理推敲﹐已承認人大釋法為合法合憲行為﹐並全盤推翻此法理論述。其實關於這個問題﹐筆者曾多次撰寫文章一一駁斥相關言論。然而﹐在網上還有不少言論蓄意混淆視聽﹐莫視客觀事實。本文旨在將所有人大釋法的法律觀點進行一次全面的系統性論述﹐並引用大量法律和案例﹐以駁斥一些人反對人大釋法的錯誤觀點。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擁有基本法解釋所有權
第158條第1款: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一些人認為這條文只是賦予全國人大制度上的權力﹐而沒有解釋基本法的實際執行權力﹐顯然這種理解是完全錯誤。「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的解釋權﹐英文是「The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aw shall be vested i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無論從中文還是從英文解讀﹐都不會得出「全國人大常委沒有解釋基本法的職務權力」﹐相反是全國人大常委擁有整部基本法的解釋所有權﹐即是全國人大常委可以對基本法所有條文作出解釋﹐而且可以直接主動作出解釋。

正因如此﹐終審庭在<劉港榕案>判詞中﹐對於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是作出以下判決﹕
Article 67(4)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confers o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he function and power to interpret laws. This power includes the Basic Law which is a national law. The Basic Law itself provides in Article 158(1) that the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of this Law shall be vested i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中文解釋﹕中國憲法第67條第4款賦予全國人大常委解釋法律的權力﹐此[解釋]權力包括作為中國全國性法律的基本法﹐基本法本身也在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指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換言之﹐此法的立法原意建基在基本法的法源﹐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其實是中國憲法第67條第4款的延伸﹐所以全國人大常委理所當然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所有權。

基本法第158條第2款﹕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條文是非常清晰的﹐全國人大常委授權予香港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的確﹐這個自行解釋是完全的授權﹐即香港特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如遇到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可以自行解釋﹐而不需提請人大釋法。然而﹐我們要清楚知道﹐特區各級法院只擁有「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的自行解釋權﹐特區各級法院雖同時擁有「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外的條款」的自行解釋權﹐不過特區各級法院並沒有「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外的條款」的最終解釋權﹐所以特區各級法院並無基本法的解釋所有權。同時﹐雖然全國人大常委在授權香港特區法院擁有「基本法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的自行解釋權﹐條文中並無說到全國人大常委在授權後﹐便沒有了「基本法中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的解釋權。

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的條文﹐正正引證了香港特區法院並無沒有「基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外的條款」的最終解釋權﹐而我們需要知道「在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其英文條文是「the courts of the Region shall, before making their final judgments which are not appealable, see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from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r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of the Region」。換言之﹐「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當中的「應」是必須(shall)﹐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進行解釋﹐需在終局判決前提請人大釋法是憲制責任﹐而終審法院並無在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不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的權力。

因此﹐終審法院在劉港榕案中的判詞中在以下解讀﹐也持相同之觀點﹕
Article 158(2) contains the authorization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o the courts of the Region to interpret on their own in adjudicating cases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which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Region's autonomy. Article 158(3) provides that the Region's courts may also interpret other provisions of this Law in adjudicating cases, that is provisions other than those which ar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Region's autonomy. But Article 158(3) proceeds to provide that if the courts in the Region in adjudicating cases need to interpret provisions which I shall refer to as "the excluded provisions" (the expression used in Ng Ka Ling), namely, the provisions concerning affairs which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r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the Region, then the courts shall before rendering judgments which are not appealable, see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from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hrough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Thus, where the conditions provided for are satisfied,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is under a duty to seek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cluded provisions from the Standing Committee. It is convenient to refer to this as a "judicial reference". Article 158(3) goes on to provide that whe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ak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concerned, the courts of the Region, in applying those provisions, shall follow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 However, judgments previously rendered shall not be affected. Article 158(4) provides tha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shall consult its Committee for the Basic Law before giving an interpretation.

所以一些人認為「《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58條生效後,《基本法》的解釋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這是《基本法》的規定。 」是完全錯誤的。無論筆者在<人大釋法合法合憲>和<反對釋法無法理依據>兩篇文章﹐乃至終審庭的判詞中﹐均證明香港特區法院並無《基本法》的解釋所有權﹐而全國人大常委則擁有基本法所有條文的解釋所有權﹐包括所有條文的最終解釋權。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基本法自治範圍內的條文﹐還是基本法自治範圍外的條文﹐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中寫到﹕「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

一些人則指出「《基本法》用沒有分段的一篇文章闡述第158條第一至第三節的主要內容,是為《基本法》的解釋定下總規則,是清晰的制度性描述」﹐所以只能透過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啟動釋法程序﹐特區政府沒有權向國務院提交報告提請人大釋法﹐而人大常委也沒有基本法主動解釋權﹐大律師張建利曾作類似觀點﹕
Mr Denis Chang SC submits tha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had no power to make the Interpretation because under Article 158, properly interpreted, the Standing Committee cannot interpret the Basic Law except upon a judicial reference by the Court which would relate only to the excluded provisions. Mr Chang argues that Article 158 imposes a constitutional restraint on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power and that this accords with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ccorded to the Region by the Basic Law adopt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included the power of final adjudication. See Basic Law Articles 2 and 19.

不過這論述被終審法院所推翻﹐終審法院在劉港榕案中的判詞中作出以下解讀﹕
This argument cannot be accepted. It is clear that the Standing Committee has the power to make the Interpretation. This power originates from Article 67(4)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and is contained in Article 158(1) of the Basic Law itself. The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conferred by Article 158(1) is in general and unqualified terms.
中文解釋﹕此法理論述是不能接受的。全國人大常委擁有進行釋法的權力是非常清晰。這權力源自中國憲法第67條第4款而又包含在基本法第158條第一款之內。第158條第一款中賦予的基本法解釋權﹐這項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第323頁B)。

此論述已是人大常委沒有基本法主動解釋權和解釋所有權的最佳反駁。

釋法問題與兩地法系不同無關
有些人則認為﹐釋法問題可能牽涉到普通法與大陸法的不同﹐而基本法必須以普通法進行解釋。不少人時常在釋法爭拗時強調香港需以普通法解釋基本法﹐而以普通法解讀基本法時﹐則必須以字面意思進路(literal approach)方式進行解讀。然而﹐我們必先需要知道的是﹐香港法例第一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9條<釋義總則>中說到﹕「條例必須當作有補缺去弊的作用,按其真正用意、涵義及精神,並為了最能確保達致其目的而作出公正、廣泛及靈活的釋疑及釋義。」換言之﹐不論以普通法還是大陸法去解讀基本法條文﹐都不應單單以字面意思進路(Literal Approach)進行解讀﹐而需同時以立法原意(Legislative Intent)或稱目的論進路 (Purposive Approach)方式進行解讀。換言之﹐在解讀基本法第158條時﹐不論以普通法還是大陸法﹐都不應單單以字面意思進路(Literal Approach)進行解讀﹐而需同時以立法原意(Legislative Intent)或稱目的論進路 (Purposive Approach)方式進行解讀。

終審庭在莊豐源案中﹐亦持相同觀點﹕「法院必須避免只從字面上的意義,或從技術層面,或狹義的角度,或以生搬硬套的處理方法詮釋文字的含義,也不能賦予其所不能包含的意思。正如法院在關於解釋憲法的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v. Fisher 一案中指出 [1980] AC 319,329E,“對所用字句,以及賦予這些字句含義的用語傳統及慣用方法必須加以尊重。”」因此﹐一些人認為普通法在解釋法律時並不需要顧及立法原意﹐是完全錯誤。

其次﹐不論以字面意思進路(Literal Approach)進行解讀﹐還是以目的論進路 (Purposive Approach)方式進行解讀﹐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中列明全國人大常委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所有權﹐包括基本法所有條文的最終解釋權﹐都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基本法第158條第2款與第3款並非為第1款構成任何權限限制﹐也是非常清晰明確。

第三﹐終審庭在莊豐源案中﹐就「普通法是否適用」作出以下判決﹕

代表特區政府的處長(入境處處長)立場非常清晰。其立場是本院如同下屬法院一樣,在解釋《基本法》時,必須引用在香港發展的普通法,這符合《基本法》所維護的“一國兩制”原則。答辯人持相同的立場。

處長並沒有主張香港法院在解釋《基本法》時,應引用內地制度的原則。該制度有別於香港以普通法為基礎的制度。在該制度下,常委會的立法解釋可以闡明或補充法律。處長在本訴訟中援引了廉希聖教授於1999年8月10日提出的意見,廉教授(在第17段中)說:

“就立法解釋的性質而言,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方面可以對法律文字、法律用語作出闡釋;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進一步明確界限’和‘補充規定’,使法律的界限更清楚,內容更具體,更便於操作。”

另見陳弘毅教授: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2000) HKLJ Vol. 30 Part 3 411-3及陳弘毅教授: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98) 95-6。

常委會根據《中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及《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有權解釋《基本法》。正如下文論述,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款及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香港法院獲常委會授權,在審理案件時,除受制於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對本院就“範圍之外的條款”行使管轄權的規限,以及受常委會根據第一百五十八條作出的解釋的約束外,可對《基本法》作出解釋。與訟雙方的共同立場是香港法院在行使其獲授予的解釋權時,必須引用普通法,這是符合《基本法》中有關普通法可在香港特區延續的規定。見第八條及第十八條第一款。《基本法》也規定香港特區法院依照適用於特區的法律包括普通法審判案件,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可作參考。見第十九條第一款、第八十四條及第八十七條第一款。基本上,《基本法》為香港特區以普通法為基礎的不同司法制度訂定了條文。全國性法律除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區實施。附件三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規定不屬於特區自治範圍的法律。見第十八條第三款。

然而﹐終審庭在劉港榕案裡以普通法原則解讀法律的情況下﹐判決中承認了全國人大常委擁有基本法解釋所有權﹐而這項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其後在莊豐源案中﹐終審庭繼續以普通法原則解讀法律的情況下,也引用了劉港榕案對基本法第158條的理解作為判案依據。換言之﹐在普通法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原則下﹐「全國人大常委擁有基本法解釋所有權﹐而這項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制」這項裁決﹐已成了案例﹐即屬案例法(case law)﹐是香港普通法的一部份。

因此﹐一些人因兩地法系不同﹐而反對人大釋法﹐根本沒有法理依據﹐而且莫視香港判例法和遵循先例原則精神。

基本法不是小憲法
在那篇網上文章中﹐該文作者聲稱﹕「香港《基本法》不是中國憲法的延續篇,是為香港回歸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後保持原有社會制度不變,為貫徹中英聯合聲明的要求,為貫徹國家領導人的意見及承諾,為貫徹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由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根據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的原則而制定的一套只在香港特區實施的憲法」這觀點實在非常可笑﹐也是對法源概念(source of Law)混淆不清。其實筆者在<基本法不是小憲法>一文中已說過﹕「<基本法>雖然是香港的憲制性文件﹐不過本質上是根據我國憲法第卅一條而立的全國性法律。」

因此在基本法序言中﹐已明確指出基本法的屬性和法源﹕「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並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國家決定,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由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予以闡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沒有憲法第31條﹐中國在憲法第1條列明奉行社會主義制度﹐而容許香港設立繼續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可說是完全沒有法理依據。如果香港基本法不是中國憲法第31條的延伸﹐法源何在﹖如果基本法不是在一九九○年四月四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基本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

釋法並不違反一國兩制
一些人聲稱人大常委釋法違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原則﹐但事實並非如是。

以下是終審庭在<入境事務處處長對莊豐源>案例中的判決陳詞﹕
正如本院在劉港榕一案所裁定,實施“一國兩制”原則的《基本法》的效力就是如此。一國之內存在兩制,常委會在不同制度下依照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作出的解釋在特區是具有約束力的,並且是特區制度的一部分。

換言之﹐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所擁有的高度自治權﹐並不包括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所有權﹐即基本法每條條文的最終解釋權﹐正如特區政府沒有外交和國防自主權一樣﹐在基本法第158條已有規定。這與一國兩制下兩制是否平起平坐無關﹐因為基本法早已規定香港並無基本法的解釋所有權。

結論﹕
對於一些反對釋法的泛民主派人士﹐往往高舉法治和普通法﹐然而其反對釋法行為﹐本身就是違反最基本的法理邏輯﹐莫視法源﹐無故否定基本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性法律的本質屬性﹐無故否認基本法是憲法第31條的法律延伸﹐無故否定基本法158條第1款與憲法第67條的法理關係﹐刻意否認香港特區沒有基本法解釋所有權的客觀事實﹐而且莫視終審庭裁決﹐以自己的法律見解凌駕於基本法法源﹑香港終審庭裁決結果﹐莫視遵循先例原則。當公民黨一眾大律師﹐以及香港各大法律學者都無法否認全國人大常委擁有基本法解釋所有權﹐包括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和主動解釋權時﹐有些人竟然拿著以前張建利的舊論述來炒冷飯﹐如果這不是基本知識認知不足﹐就是蓄意顛倒是非﹐混淆視聽。相信這正是認為香港回歸快有十年﹐不少人仍對基本法認識不足的重大原因。

案例
<劉港榕對入境處處長>案例
<入境事務處處長對莊豐源>案例


[1]

旁引博证,有理有据


[引用] | 作者 should | 23rd Nov 2007 00:34 AM | [舉報垃圾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