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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兆基 | 17th Dec 2006, 02:49 AM | 基本法問題 | (6823 Reads)

人大釋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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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已有九年多﹐不過如果我們嘗試訪問一下普羅市民﹐究竟有誰真正的完全看過基本法一次﹐相信還是少數。由於香港市民對基本法認識不深﹐因此不少時候他們對於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大多是從傳媒和政客的評論之中得之。鑒於香港出現對抗性政治的困局﹐不同政見的派系對於基本法的見解迴異﹐其中一個較為爭議性的問題﹐就是人大釋法的問題。關於人大釋法的法理依據問題﹐筆者已曾多次撰文討論﹐本文則嘗試簡介歷史人大釋法的原因﹑背景資料和釋法內容﹐讓各位加深對人大釋法歷史的認識。

不少人以為全國人大常委進行了三次釋法﹐香港不少政治評論在2005年釋法時稱作第三次釋法。其實人大釋法的次數是是四次﹐回歸前一次﹐回歸後三次。還有七次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作出的憲制性決定。

第一次釋法是九六年﹐是關於香港移居海外居民能否保留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問題。基本法從沒列明已有外國國籍的永久性居民能否保留其永久性居民身份﹐今次釋法解決了相關問題。持有外國國籍的永久性居民如在回港時向入境處出示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其永久性居民資格將獲保留﹐但如在回港期間犯事﹐他/她所擁有的另一國籍之國家﹐將不能透過外交途徑引導他/她回“本國”受審。持有外國國籍的永久性居民如在回港時向入境處出示其他國家之護照﹐其永久性居民資格將被取消。

回歸後第一次是1999年﹐原於終審法院誤將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當作香港自治範圍內條文﹐因而沒有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提請人大釋法﹐逼使政府根據基本法第43條﹐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國務院審議後提請人大釋法。顯然﹐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作出終局判決前﹐沒有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3款提請人大釋法﹐是違憲行為。只不過因為終審法官有司法豁免權﹐所以不需為今次違憲負上責任。


至於回歸後第二次釋法﹐源於政府建立政制發展專責委員會探討07年以後的政制發展問題﹐期間就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中的“2007年以後”出現爭議﹐有人認為“2007年以後”包含2007年﹐有人則認為“2007年以後”不包含2007年﹔另外兩個附件中是否的“如需修改”亦有爭議﹐有人認為“如需修改”是07年後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必須修改﹐有人認為“如需修改”是07年後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以修改﹐亦可以不修改。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主動進行釋法﹐指出“2007年以後”包含2007年﹐“如需修改”則是07年後特首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以修改﹐亦可以不修改。至於全國人大常委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所擁有的基本法解釋權﹐以前的文章已清楚解釋﹐乃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故此全國人大常委絕對有權主動釋法。

回歸後第三次釋法所解決的問題﹐是特首從缺時﹐透過特首補選產生之繼任特首的就任年期問題。基本法第53條第二款寫到特首從缺時﹐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不過「新的行政長官」﹐並不是「新一任的行政長官」。 換言之﹐補選產生之特首(新的行政長官)是第二任行政長官的繼任特首﹐並非第三任行政長官﹐而基本法第46條所講述的特首任期﹐是一任特首完整任期的長短﹐不是繼任特首應有的任期長短。所以第二任行政長官繼任人選的任期﹐將會是第二任行政長官從缺後的餘下任期﹐而不是根據基本法第46條所講述的一任特首的完整任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