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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兆基 | 30th Aug 2005, 01:25 AM | 基本法問題 | (833 Reads)
人大釋法 事在必行
自董建華因健康理由辭職後﹐社會內便因特首補選的任期問題而不斷爭拗。政府律政司和內地法律學者一致繼任特首應為董建華辭職後的餘下任期﹐而泛民主派則一直堅持繼任特首應為五年。政府為避免任期問題影響特首補選順利舉行﹐終於在2005年4月6日向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進行釋發。鑒於特首補選任期問題的必要性和逼切性﹐看來人大釋法事在必行。
繼任特首應為餘下任期
事實上<基本法>條文已清晰顯示繼任特首的任期﹐應為原任期的餘下部份﹐因為<基本法>已明確判別出兩種不同性質的特首﹕一種是正常情況下產生的特首﹐另一種則是補缺情況下產生的特首。兩者有著明顯差異﹐而且確實存在。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副所長饒戈平﹐日前在基本法頒佈十五周年研討會內曾明確表示﹐<基本法>第46條所寫的特首任期﹐是特首在正常情況下產生的應有任期﹐不包含特首本人在任期內的起伏﹔而第53條第2款行文所寫的「新的行政長官」﹐是指補缺情況下產生的特首。饒戈平根據《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檔案資料顯示指出,當年基本法草委曾在第七次全體會議中﹐將第53條第2款行文改為「新的一屆行政長官」﹐及後因眾多草委的反對情況下﹐在第八次全體會議時將「一屆」兩字被刪去,行文恢復為「新的行政長官」。在這種雙重否定的情況下﹐顯示當年基本法草委十分明白「新的一屆行政長官」與「新的行政長官」有著明顯差異﹐並最終棄用「一屆」兩字,顯示補選產生的特首並非選出新一任特首。
現在任期問題的關鍵在於﹐泛民主派的法律學者只堅持以字面解釋<基本法>第46條﹐將<基本法>內的其他條文視而不顧﹐亦無視<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妄顧<基本法>乃兩地法律原則融合點的設定﹐莫視<基本法>判別出兩種不同性質特首的明確訊息﹐將兩種不同性質特首混為一談。假若這種解說方式能夠成立﹐行政長官就必須在任何情況下完成五年任期。那麼董建華因辭職而無法完成五年任期﹐豈不是違反<基本法>﹖

「四二六決定」為憲制性決定
另一點不能忽視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於2004年4月26日發表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下稱﹕「四二六決定」)。有關決定明確列明﹕「2007年第三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條文已清楚指出2007年所舉行的特首選舉﹐是「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即表示2007年前舉行的任何特首選舉﹐均不會產生「第三任行政長官」。換句話說﹐今次特首補選所產生的﹐是「第二任行政長官」的繼任人選。需知道「四二六決定」是憲制性決定﹐而全國人大常委具有<基本法>的憲制主導權。既然「四二六決定」明確指出2007年以前所產生的行政長官任期均不可超越2007年﹐故此繼任特首的任期必定是原任期的餘下部份﹐否則就會違法違憲。

人大釋法的必要性
既然<基本法>已明確介定兩種不同情況下產生的特首有所分別﹐為何現時政府又需要向國務院提呈人大釋法呢﹖原因是由於社會就補選特首任期的問題出現意見分歧﹐為保特首補選能夠在7月10日能夠順利舉行﹐政府必須透過人大釋法來平息爭議。
雖然有人認為補選特首任期爭議可透過司法覆核解決﹐不過司法覆核涉及太多不穩定因素。另外﹐由於中港兩地法律學者對<基本法>理解出現明顯的落差。問題是不單只本地法律學者出現落差﹐甚至連本地法官也普遍存在。<基本法>實施時間只有七年多﹐由普通法系統出身的法律學者和法官﹐至今似乎還未理解<基本法>乃兩地法律原則融合點的設定﹐顯然還需要時間磨合才能拉近理解上的差距。不過假若在磨合期間出現分歧而導致社會上的混亂﹐甚至出現憲制危機﹐作為落實一國兩制的中央人民政府和制定<基本法>的全國人大常委﹐就有權力更加有責任去阻止混亂情況發生﹐相信這也是落實一國兩制的必經過程。
1999年的居港權問題﹐可說是理解分歧而導致混亂的典型例子。當年終審庭就是因為對<基本法>理解出現明顯的落差﹐誤將居港權問題視作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因而在終局判決前沒有根據<基本法>158條第3款的規定提請人大釋法﹐自行解釋<基本法>第22條第2款和第24條第4款第(三)項﹐最終逼使政府向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才能圓滿解決居港權問題。
除此之外﹐<基本法>158條規定了香港司法機構提請人大釋法的權力﹐只有終審庭在終局判決前才能提請人大釋法﹐原訟庭和上訴庭並沒此權力﹐因而增加司法覆核的局限性。若等待司法覆核解決補選特首任期爭議﹐就有可能令特首補選不能夠在7月10日能夠順利舉行﹐令特首繼任人選不能順利產生﹐政府就會出現行政真空。假若政府在沒有人大釋法下﹐只根據現行的<特首選舉(修訂)條例>舉行特首補選﹐就會產生問題。最壞的情況是補選特首產生後﹐有人向原訟庭提請司法覆核﹐而原訟庭將補選特首任期誤判成五年﹐補選特首就會無故成為「違法特首」而出現憲制危機﹐屆時再提請人大釋法就會太遲。故此﹐假若現階段不立即進行人大釋法﹐特首繼任人選就絕對不能順利產生。

人大釋法尊重法治精神
雖然人大釋法是事在必行﹐不過香港現時仍有市民對人大釋法存在疑慮。疑慮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泛民主派一直訛稱人大釋法違反法治﹐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湯家驊更製造出「人大釋法﹐法治已死」這種不負責任的口號﹐顯然這種批評並非建基客觀事實﹐蓄意混淆視聽。全國人大常委的憲法和法律解釋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第1款和第4款所賦予的。另外作為香港特區憲制性文件的<基本法>﹐也在第158條第1款列明﹕「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試問人大釋法又怎可能違反法治原則﹖
泛民主派又認為政府向國務院提請人大釋法是不洽當做法﹐其實這種批評也是不盡不實的。日前舉行的基本法頒佈十五周年研討會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王振民已指出﹐<基本法>第43條第2款規定行政長官需要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而今次捕選特首所引起的任期問題爭議﹐明顯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的管理事務﹐特首的任命更標誌著國家的主權體現。為表政府需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政府將自治範圍外的問題提呈中央處理﹐做法不單只符合<基本法>﹐而且更是尊重法治精神的表現。